许秉权:中国需要更多的Juha大师国际培训班

在脑血管病治疗领域,大陆与台湾各有所长、各具特色。进一步加强交流,取长补短,让两岸的学术水平再上新台阶,是所有中国神经学科医生的共同心愿。

2019年5月24-26日,由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脑血管病医院主办的“蛇牌学院”第二届神经外科Juha大师国际班在郑州成功举办,会议期间,“医维讯”小编针对如何进一步开展好学术培训、加强两岸交流等话题采访来自宝岛台湾的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台北荣民总医院许秉权教授。


医维讯:会议期间,您成功演示了一例左侧岩骨脑膜瘤手术,能不能简单给我们回顾总结一下这个病例的意义?

许秉权教授:颅部的脑膜瘤非常常见,这个位置常常会引起一些颅神经的症状,包括听力、吞咽、眼球对焦等方面的障碍,或脸部感觉异常等等。如果病情波及到脑干,病人还会出现步态不稳等平衡失调问题。

这个病例是一个所谓的示范手术,本身的难度不是非常高。之所以选择这个病例进行示范,主要是想演示一下从病人的摆位,到术中的状况处理的一些技巧。

对于如何摆位,大家有不同的观念以及习惯,但真正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却很少有人进行系统研究。我们的习惯是让病人用最自然的姿势来接受手术,并让他在这个过程中感到舒适。因为如果患者的姿势很僵硬,就会影响到整个手术过程中的表现。所以,从一开始,我就跟学员们讨论了各种摆位的优缺点。

接下来,在切入进去以后,就涉及到对肿瘤的处理观念。对于这种颅底的肿瘤,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一定要在术前了解到起源的位置,并最直接地进行攻击。肿瘤一旦断根,它的好处很多,一是它的血供被停止以后,在处理过程中就比较不容易出血;二是肿瘤长出来后在脑部有一个蛛网膜的界面,肿瘤一旦断根,这个界面如果能够保持得好,肿瘤很快就可以取下来。所以,这个手术的困难度不是很高,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样一些基本的观念。


医维讯:从我们在现场参会的感受看,Juha大师国际培训班这种形式非常受学员们的欢迎。作为术者,您认为对于神经外科医生的成长,Juha大师国际培训班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许秉权教授:这种培训班非常重要,它能够帮助大家在初学的过程中,迅速地知道真正的大师,或真正有经验的术者的一些想法,保证自己以后可以不走冤枉路。因为一开始如果走错方向,将来再纠正就会很困难。

Juha大师国际培训班在芬兰已经办了十几年,并在全世界其他城市也开展过类似的培训。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基本的解剖知识开始去讲解实际操作,而且最后一两天都是进行手术演示。这样,就能够让学员在学习基础解剖知识后,把这些知识真正应用到手术上。比如,通过解剖知识的学习,就可以知道要找什么样的明显标记,知道肿瘤旁边有什么重要的血管神经,如何可以避免伤害等等。通过手术演示,可以亲自观摩别人使用这些器械的技巧。这都是通过这样的培训或手术演示,才有办法看得到的。


医维讯:请您结合自身经历,谈谈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神经外科的发展现状,以及二者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许秉权教授:大陆现在的神经外科开展得非常蓬勃,发展速度非常快。台湾与大陆相比,最大的差别首先是制度不一样。在大陆,医学生在读硕士、博士期间,主要是做研究和学习,一般要拿了学位以后才开始真正进入临床。但在台湾,医学生在第四五年的学习时就可以独立去执行一些基本的开颅手术。

其次,从患者数量上看,台湾的患者数量相对比较少,而在大陆,随便一个医院患者数量都非常多。因此,即便大陆医生做临床工作比较晚,在病人量这么大的情况下,也可以迅速累积起自己的经验,这是大陆医生的最大优势。但如果他没有真正看到过最重要、最好的大师的手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面临某种难以突破的极限。这就像武侠小说里讲的,招式练得还不错,但没有练好内功,终究难以成为高手。而对于台湾医生来说,他们大部分都在国外学过“内功”,最重要的就是要慢慢积累起自己的经验。

另外,病例多虽然有它的好处,但有时也有一定的坏处。好处就是经验很快就可以累积,但是病例过多,也会让你没有时间去好好思考。不少医生一天要做五六台手术,有时就会想着如何赶快结束,这样就很难去享受每台手术中经历过的不同差异,并进行深入思考,研究怎么能够做得更好。

我曾经在美国的小石城进行过两年的培训。到现在,每一年我都会去美国跟我的老师一起做手术。我发现,即便他做得这么好,每一年他都有不同的改变,即便那个改变不是很明显,只是一点点,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每天都在思考,都在去精进手术的技术,提高患者的预后。美国的大部分大师一年手术量可能就是300台上下,虽然和大陆的天坛医院、华山医院相比要少很多,但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多了。


医维讯:通过台湾与大陆的这种交流,您认为是不是可以更好地实现一定程度的互补?

许秉权教授:这种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最重要的目的是打造有国际水准的医学交流平台。在神经外科领域,现在主要的医学交流平台还是以美国、欧洲,甚至日本为主,包括重要的科研期刊也都是以他们为主流。因此,在打造有国际水准的医学交流平台,我们可以说是任重道远,而要做好这项工作,一定是先从两岸之间的交流开始。

谈到如何尽快提高中国的医疗技术水平,我有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任何事情要完成,一定是从点到线到面。所谓的点,就是要鼓励更多年轻医生到国外去学习。我们派出去了十个人,但不用去期待这十个人都能够学得很好,只要他们有一个人得到了真传,回来以后的影响力就能逐渐发挥出来。从一个点,慢慢地串联,就是一条线,以后影响到他的医院,再慢慢去影响其他的医院,就变成了一个面。所以,一开始一定要先去撒种子,让很多人到国外去进修。

但是,所谓的进修并不是去拿什么学位,而是真的去找一个好老师。在中国大陆,我发现不少人迷信哈佛之类的名校,但是在美国,很多传统名校其实跟神经外科没有什么关系,真正做得非常棒的可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比如说阿肯瑟州的小石城,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在哪里,但却是神经外科最为有名的一个圣地。

我这几年交流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培训班都是演讲的性质,讲的内容并不是针对某些领域由浅到深的一个系列安排,大部分的学员没有办法得到系统性的培训。所以,我觉得将来要做很多类似Juha大师国际培训班这样的项目,以主题性、由浅入深的系统性学习为主。同时,作为医学中心的医院,都要有自己的实验室,定期进行解剖方面的培训,这样才真正有资格成为一个医学中心,特别是在神经外科方面。


医维讯:当下的微创手术技术发展迅猛,您认为对于神经外科手术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许秉权教授:介入治疗对于我们现在做的显微手术而言,绝对是一个很有用的辅助性角色。介入治疗的引进,意味着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谈到微创手术,如果一个医生的观念非常清晰,他就会知道病人的状况最适合用什么方式去处理,而不只是局限在微创这两个字上。但遗憾的是,我发现很多医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只迷信微创,而其实并不了解微创的意义。他们认为微创就是伤口小,要用最小的伤口去完成手术,其实这种观念并不完全正确。

首先,对于显微手术,选择这一术式的关键是如何能让脑部受到的伤害最小,而不是说伤口是最小的。不是什么病人都可以用小伤口来处理。有一句话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面伤口小,但是里面的脑部如果被乱搞一通,预后就不见得有多好。

其次,介入治疗,如最常用的动脉瘤栓塞技术等,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因为的确有的时候,患者的状况真的无法做手术,这时栓塞就可以派上用场。但是,作为一名医生,你要清楚介入与开刀夹闭的长期优缺点,而不能只看术后影像,不管病人十年后的状况。因为从临床研究看,介入的复发率还是特别高,不少病人在做完栓塞后会出现由轻微的血栓造成的小中风等。虽然病人好像并没有什么症状,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他会容易比同年龄的人产生失智的问题。这就是说,我们做任何治疗,医生自己要很诚实,客观去看待术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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