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大庆之年，OCIN也迎来了自己20周岁的生日。

2001年10月25-29日，首届东方脑血管病介入治疗大会在上海长海医院科技楼会议中心举办。当初的参会者们并没有想到，20年后，这一被国内外同行们称为“东方会”或“OCIN”的论坛，会成为国际脑血管病治疗领域最权威的大会之一。

20年来，在“东方会”的带动下，出血性脑血管病的栓塞治疗及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血流再通等微创技术在我国快速发展，以“长海模式”为代表的卒中治疗理念已在我国广泛推广普及，卒中救治效率已经大大提升，神经介入在国际上拥有中国声音。在以神经介入治疗为核心的同时，“东方会”兼容覆盖交叉领域，包括相关临床学科、创新转化、人工智能、科学研究、基础培训、科普宣教、国际论坛等各大版块……

OCIN与神经介入共成长！

在OCIN2021即将召开之际，我们特别采访了OCIN东方会的创办者、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刘建民教授，共同回顾“OCIN东方会”与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的成长历程。

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刘建民教授

叩问初心

“当初，您为什么要创办东方会?”

“我出国以后，觉得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了，中国的医生对于专业的国际最新进展相关知识技术的了解太少了，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获取知识的渠道太有限了。于是我就想搭建一个平台，把国际上脑血管病介入治疗的最新理念、知识、技术和我们的实践经验，尽快地传递给中国的医生。”

谈到当年的“初心”时，刘建民教授的回答竟是如此朴实。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也唯有叩问初心，才能真正理解“东方会”何以能够从一棵孱弱的小苗，历经风雨洗礼，得以成长为一株参天大树。

时间还要从2001年继续向前翻。

上世纪90年代，我国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还处于萌芽发展阶段，全国只有北京天坛医院、宣武医院、武汉军区总医院等为数不多的医院在开始学习探索这一治疗方式。

1992年，刘建民教授在武汉军区总医院马廉亭教授组织的学习班上，第一次接触到神经介入，并被她深深吸引。此后，他陆续认识了吴中学、凌锋等我国第一代的神经介入开拓者，并开始尝试使用这一方式为患者进行治疗，但由于那时的影像设备及器械还比较“原始”，治疗仅仅开展了很少的一些病例。

1997年，刘建民教授作为客座副教授在日本的大阪市市立大学医学院交流学习。在那里，他首次接触到了现代的神经介入治疗，见到了双C三维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3D-DSA)，和电解可脱弹簧圈（GDC）。

“关键是，我看到了GDC这样一种神经介入中里程碑式的治疗方法。”刘建民教授说， GDC是“电解可脱弹簧圈”的英文缩写，1991年由Guglielmi教授与工程技术人员合作研发以来，极大地提高了介入治疗颅内动脉瘤的成功率、安全性和有效性，成为神经介入治疗史上的一次革命。从此以后，GDC治疗颅内动脉瘤成为时代的标志。

在打开眼界的同时，刘建民教授把脑血管手术作为了自己此次出国学习的一个主攻方向。

“我当时和教授说，无论哪个医院有脑血管手术我都要去看。”在刘建民教授的强烈要求下，3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在大阪市观摩了大量的开颅手术和介入手术，为此后在国内开展脑血管病治疗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此后，他还用了1个月的时间专门学习了癫痫的外科治疗。在3个月的时间里，刘建民教授每天都是早上6点出门坐地铁，7点钟来到医院，晚上11点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到住处。

从日本回国后，在当时科室领导的支持下，从1998年开始，刘建民教授改变了他原来的专业方向，全身心地投入到脑血管病治疗当中。

在他全力以赴的努力下，长海医院神经介入治疗开始起步了。

但开始的探索并不顺利，直到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参加了Byrne教授主办的颅内动脉瘤介入学习班，才获得了神经介入治疗的“真谛”。

牛津大学的培训为自己打开了一扇“天窗”，开始对神经介入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2000年，在参加了LINC和WFITN后，刘建民教授意识到，中国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平台，通过高水平的交流和规范化的培训，快速缩小国内与国际同行的差距。

风起东方

其实，在2000年前后，刘建民教授已经组织了多个神经介入学习班，并创办了专门针对死亡病例的并发症沙龙。但从培训的人数和授课的内容上看，还都无法满足医生们的求知愿望。

上海素有“东方明珠”之称，对于会议的命名，刘建民教授就想到了“东方”这个词，他认为上海是中国的东方，中国是亚洲的东方，更是世界的东方。因此，他决定将这个新的学术会议命名为“东方”，也成为第一个使用“东方会”的医学会议，如今“东方”系列医学会议也逐渐成为上海市医学会的标志性品牌。

第一届时，“东方会”的全称是“东方脑血管病介入治疗新进展——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第三届时，改名为“东方脑血管病介入治疗研讨会”；

第六届时，改为“东方脑血管病介入治疗大会”；

第二十届时，改为“东方脑血管病大会”。

东方会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LOGO，是一个八角形的徽章，中间用毛笔转出一个阴阳鱼的形状。

刘建民教授说，“这个带有中国元素的LOGO是个八角形，因为中国传统的一个哲学理念就是世界是由八面组成的，虽然我们当时OCIN很小，但最终的希望是经过10年-20年的发展，能够汇集整个世界，八方会聚，共铸辉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交流平台。从周边汇集到中心的一点，所以就用毛笔一笔划过来。”

2001年10月25-29日，首届东方会在长海医院科技楼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开到晚上10点，直到休息，大家都舍不得离开半步，因为有太多的知识要学习。”刘建民教授回忆说，第一届大会只有一个会场，坐了满满的400多人，与会代表如饥似渴的求知态度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神经介入是一个高风险、高难度、高精细、高付出的职业，而且责任重大，我们必须要直面问题，直面挑战，必须具备更好、更强的职业精神。”刘建民教授说。这样一种高强度的学习状态，从此延续下来，20年不曾改变。

接轨国际

20年来一直不变的还有东方会的理念，“交流、合作、规范、创新”8个字始终是东方会一以贯之的宗旨。

对标国际，把最先进的理念技术引进来，是东方会创办的“初心”，但刘建民教授并不满足于此，他暗下决心，在10年、20年之后，东方会一定要成为一个可以和国际同行平等对话交流，充满创新的平台。

但时间回到2000年前后，那时中国的学术会议不仅在学术水平上与国际相差甚远，就连办会方式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

“那个时候开会，都是一个大的主席台，领导排序上台就坐；各地的专家车接车送，还要组织旅游。我们从第一届就和国际接轨，不接、不送、不玩，不照集体照、不设主席台。”刘建民教授说，在议程安排上则更是打破“因讲者定题目”的传统，强调以学术为重，根据当年国际前沿进展设定好议程后，再在全世界范围内邀请相关话题最好的讲者。

另一个当时让很多大腕专家难以接受的就是，会议严格限定了发言时间，提前两分钟进入倒计时，倒计时结束时分享自动停止。这种方式在今天可能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在20年前，可以说是反对声一片。但即使如此，刘建民教授还是坚持将这一规则执行到底。

虽然在会议安排上不接、不送、不设主席台，但在学术交流上，刘建民教授却是从每一个细节着眼，力求让每个参会代表都能有所收获。为了能够让国际专家与中国医生进行充分交流，从第一届会议开始，东方会就安排了同声传译。

一位当时到中国进行讲课的国外专家在参加完东方会后对刘建民教授说，自己原来在中国参加会议，都是讲完课就安排出去玩了，只有在东方会上，才真正了解了中国医生的想法。

通过这种对话，国际的同行们也了解到，在中国，在上海，在长海医院，有着这样一群优秀的中国神经介入专家，中国专家与国际同行交流的视野也一下子就打开了。

2003年举办的世界介入治疗神经放射学联合会(WFITN)，出人意料地采用了刘建民教授团队的7篇投稿，中国学者的声音集中发出来了；

2006年的东方会同期举办了“中韩神经介入治疗论坛”；

2008年，借北京奥运东风，大会提出“更高、更快、更规范”的主题。同年由于日本加入，“中韩神经介入治疗论坛”进一步发展为“中日韩神经介入治疗论坛”；

2011年，两大世界神经介入国际盛会——世界颅内支架大会和东亚神经介入论坛与东方会同步召开，世界颅内支架大会首次花落中国；

2012年，长海医院开始在世界神经介入大会(WLNC)上进行手术直播，与美国、西班牙、土耳其、阿根廷、日本等国家专家同台竞技；

2016年，刘建民教授被聘为世界神经介入大会(WLNC)执行委员，经过努力争取，WLNC同年在中国举行，进一步证明了长海医院以及东方脑血管病介入治疗大会在专业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与行业号召力。

到目前为止，东方会已经与欧洲、北美、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神经介入协会，建立起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在东方会上开辟了专门的联合论坛。

……

“从2001年开始，前5届，我们主要是学习西方的经验，包括西方的理念、技术、新材料，把它们大胆地运用到临床上来；从2006年~2011年，则开始成为向全球展示中国的神经介入探索创新的平台。2011年开始，东方会真正成为向国际同行展示中国经验的一个窗口，同时得到了全球同行的普遍认可，国际专家参与度越来越高。”刘建民教授说，“在这样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上，我们从最早对国际热点、焦点话题和理念的学习到如今成为这些热点、焦点的重要参与者、研究者、引领者，我们的角色已经实现了根本转变。”

追求极致

“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

这是十几年前，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在采访刘建民教授时，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有一种“要做就做最好”的精神。

20年前，在创办东方会时，国内的神经介入刚刚起步，他也远远算不上一个“大咖”，但在举办第一届大会时，他所追求的就是顶级的效果。

这种追求可以从一张纸看出端倪。那时候，很多会议的邀请函还都是一张普通的白纸油印的，而东方会的邀请函从开始就是彩色印刷的。

在专家邀请方面，同样追求最好。会议特别邀请了MIN WOO BAIK 教授（韩国）、EDOARDO BOCCARDI 教授（意大利）、JAMES V BYRNE教授（英国)等10余位国外顶专家以及周良辅、刘承基、吴中学、凌锋、马廉亭、焦德让、李铁林等国内神经外科和神经介入的先驱悉数出席了大会。

这样一个豪华阵容也意味着与国际学术的真正接轨。

此前，让刘建民教授最深有感触的一个“痛点”就是中国学术水平的落后。国际最新的研究成果、共识指南、最新文章常常在发表数年后才能为国内学术界了解，而且这种成果还往往仅掌握在少数专家手中。

第一届东方会的重点是弹簧圈栓塞治疗颅内动脉瘤。

1991年，GDC在美国经FDA批准上市，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进入临床运用。但对大多数专家而言，对这一治疗技术的了解还都处于一个非常浅显的程度。在第一届东方会上，中国医生有了一个系统性学习GDC的机会。会议对开始GDC治疗的时机、技术、并发症等进行了详细的授课。专题讲座、大会发言、自由讨论、录像及多媒体演示等手段使各位参加者获得系统而直观的认识，在会议期间还进行了新技术及新材料的手术演示，让我国医生对GDC的使用有了全新的认识。

令很多国内医生大开眼界的是，会议首次开展了支架辅助栓塞颅内动脉瘤的手术直播，开辟了医学会议手术直播的先河。

“我们不光是在国内率先进行了手术直播，而且在第二年开会的时候，我们都会将前一届手术病例的一年随访情况向大家进行展示，这样大家就能够更加科学地判断这个方法的优缺点。”刘建民教授说。

举办东方会也为刘建民教授和他的同事提供了一个快速提升的机会，长海医院的神经介入技术随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刘建民教授指出，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脑血管病医生的理念、知识已经逐渐和国际同步。技术和创新已经逐渐走到国际前列，如DIRECT-MT研究针对全球关注的大血管闭塞性缺血性卒中取栓前是否需要溶栓的问题，提供了高质量的可能改变脑血管病诊疗的循证医学证据；例如Tubridge、Willis等创新性产品的研发上市标志着临床问题的转化研究取得了突破，它们分别成为国产第一款密网支架、全球第一款颅内专用覆膜支架。

刘建民教授说：“我教育学生时经常说一句话，每个人都有梦想，实现梦想很难，只有脚踏实地，每次把能做的事都做到极致才有可能。”

问题导向

在采访中，刘建民教授告诉我们，他们的科室文化是问题导向的文化。“在我们科，做了一台很成功的手术，从来不会有掌声，只有问题和质疑。”

其实，在我们中国，由于“面子文化”的影响，国人往往不愿意把自己出现的错误和问题拿到台面上。

“当年，学术交流时大家主要是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而很少介绍失败的教训和体会。”刘建民教授坦言，20年前，我国的脑血管病治疗技术还比较落后，在治疗病人的过程，风险是非常高的。

不直面现实问题，就必然会阻碍医学的进步。于是，在他的倡议下，一个专门以讨论并发症为主题的会议成立了，那就是“神经介入沙龙”。

“我最初在上海组织了23名医生，要求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出了并发症的病例，死亡的病例拿出来讨论。”刘建民教授说，这样一种方式，开始大家并不太接受，于是长海医院率先拿出了自己的8个并发症病例。

“从错误中学习是最快的一个方式。我们教育孩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错题本。每个错题都要抄下改正再做，还错就再来一遍。作为医生，则更需要这样一种方式，因为我们错误的代价太大了，每一个错误的代价都可能是以病人的死亡为代价，如果我们可以让其它医生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是多大的功德？”

“我就把那年我做的病人中，出了并发症的12个病例，专门整理了出来，讲了一堂课。”刘建民教授说。

据说，周良辅教授在华山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专门说，刘建民是自己见过的第一个敢于站出来，将自己做得不好的心得，和大家分享的医生。那次，他的报告获得了大会一等奖。

在组织并发症讨论时，刘建民教授特别强调每个病例讨论都要找到导致这个结果的主观原因，而不是一些医生强调的患者年龄太大了，病情太重了之类的客观原因。

“给你一片后悔药，今天让你重新开始做，你会改变什么？”刘建民教授说，这种基于问题导向的讨论也恰恰是医生们所最需要、最爱听的，收获最大的，神经介入沙龙举办之初，定下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6点4个小时，但后来发现一旦开始，根本就停不下来，经常延时到晚上九十点钟，大家还意犹未尽。

刘建民教授认为，正是这种问题导向文化推动了长海医院，乃至整个华东地区和全国神经介入技术的快速健康发展。

“神经介入沙龙最开始创办的前5年里，每年举办4期。上海神经介入在全国起步相对较晚，但通过这5年，迅速得到了提升，各家医院脑血管病介入医生的均质化水平也是最好的之一。每个人经历的问题和经验其他人都学到了，技术提高得非常快，后来大家分享病例也越来越自然了。”刘建民教授说，通过5年时间，大家在操作方面的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大大提升，对器械、技术、材料的熟悉程度也大大提高，手术中存在的不够精細等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据介绍，神经介入沙龙，已经办了200多期了，覆盖范围也逐渐从上海发展到了华东地区及全国。

“我的一个根本理念，叫以终为始。”刘建民教授说，“我们一定要去想怎么做才能保证病人安全，保证病人获得好的结果，不是去假设应该没有问题，出了问题再说。当你能想到一个手术所有可能出现的所有并发症并做好准备时，这个病人安全性就一定会大大提高，当然，这需要时间的历练。”

不断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从第一届东方会开始，我们就不断提出传递新理念新知识及新技术，从早期的动脉瘤致密栓塞、瘤颈覆盖、微导管双弯塑形、颅内血管成型及腰大池持续引流治疗蛛网膜下腔出血等理念，后来又提出血管重建、血流重构、AIS的血管内治疗及DAVF及AVM治愈性栓塞等新理念及相关技术。”刘建民教授告诉我们，这些新理念新技术主要是通过一届届东方会的平台广泛传播出去的，并逐渐得到认可推广应用。

在当时，脑血管病介入治疗刚刚起步，临床上所使用的设备和器具均为进口产品，不但价格极其昂贵，而且在很多治疗领域存在盲区。2000年,刘建民教授在为一位颅内梭形动脉瘤患者做手术时遇到了难题，如何能在治愈动脉瘤的同時保持椎动脉的通畅，通过研究只有向颅内血管植入支架保护血管，再进行弹簧圈栓塞，但当时的全球脑血管领域并没有这样的产品。这时，他果断地决定应用心血管领域成熟的冠脉球扩支架，并取得了手术的成功。这也是世界第三个，我国首个将冠脉支架应用于颅内动脉瘤治疗的案例。

“一线医生其实是医疗技术的创新源泉。”刘建民说，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转化医学——即把医学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实际治疗手段，是临床医学进步的重要途径，医疗器材的创新需要临床医师同研发机构和企业共同完成。只有开发出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技术和产品，才能帮助国家步入神经介入技术强国之列。

据介绍，20多年来，刘建民教授团队在致密栓塞、水凝胶弹簧圈、生物可吸收材料弹簧圈、瘤颈重塑形技术、支架辅助弹簧圈栓塞、血流导向、药物洗脱支架等产品的研发方面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现有的治疗手段、药物、器械，通常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多时候，还是会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面临一些特殊病变。”刘建民教授说，在治疗动脉瘤的过程当中，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复发率高，尤其是大型动脉瘤，复发率就更高，同时还有治疗过程复杂、费用昂贵等问题，还可能面临神经的压迫，占位效应无法解决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根据过去治疗的经验发现，只有通过重建血管和改变血流动力学，才能使患者获得更好的结果。

怎么样才能使动脉瘤通过血液动力学的改变获得治愈，同时不影响被装置覆盖的分支血管血流，同时大大降低治疗费用，使手术变得更简单、更安全？带着这些问题，从2005年开始，刘建民教授开始了艰难的攻坚，通过一系列的基础实验、材料试验、临床实验，成功研发出Tubridge血流导向装置。临床研究显示，该装置可使颅内动脉瘤两年治愈率达90%。2016年，Tubridge获批创新医疗器械。

“Tubridge血流导向装置为大型和巨大型动脉瘤的治疗理念和效果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用常规的治疗方法，大型动脉瘤的复发率在70%~80%，现在用Tubridge血流导向装置，复发率降低到5%以下。同时，治疗费用降低了三分之一到一半，占位效应大部分患者可以完全解除。”刘建民教授指出，该装置的问世，彻底改变了动脉瘤治疗的理念和方法。

“我们从来不为了创新而创新，我们的创新都是为了解决临床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刘建民教授说。

回馈世界

北京时间2020年5月7日5时，由长海医院牵头组织，脑血管病中心杨鹏飞教授和张永巍教授为第一作者，刘建民教授为通讯作者的“中国急性大血管闭塞性缺血性卒中直接动脉治疗的疗效评估”(DIRECT-MT)研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以原创论著形式正式发表。

这是中国神经介入领域和神经外科领域首篇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原创论著。

这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覆盖我国18个省市的41家大型卒中中心，共入组656位发病4.5小时以内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其中327例被随机分配至直接取栓组，329例被随机分配至联合治疗组。主要终点的分析结果显示，单独血管内取栓术不劣于阿替普酶静脉溶栓联合血管内取栓术。但直接取栓组在取栓术前成功再灌注的比例和总体成功再灌注的比例低于联合治疗组。直接取栓组和联合治疗组的90天死亡率分别为17.7%和18.8%。

国际著名神经介入专家查尔斯·马乔教授和伊沃·罗斯教授在线参加研究成果新闻发布会时谈到，近年来，取栓前是否静脉溶栓一直是困扰临床医生的一大难题。

“刘建民教授团队的研究是一项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它将改变全球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治疗现状。”

刘建民教授指出，临床研究是评价一个新疗法、新药物、新器械是否能够在临床上加以应用推广的权威依据，代表的是国际化、标准化的水平。目前我国的一些药品、疗法之所以无法得到国际上的普遍认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按照国际最高标准来进行评价。临床研究既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短板，同时也已经成为限制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走向国际的重要原因。

刘建民教授告诉我们，意识到临床研究的重要性，长海医院从2006年开始陆续开展了多项临床研究，如LVIS支架辅助弹簧圈治疗颅内未破裂宽颈动脉瘤中国多中心前瞻性登记(CRANIAL)研究、PARAT研究、RAPID研究……

“如果我们的临床研究评价水平达到国际标准，那么我们中国研发的产品也就很容易走向全球了。”刘建民教授表示，现在我们的指南和规范，绝大多数都是欧美的科学家和临床医生通过临床研究，得到的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进而形成规范、指南在全球进行推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还只是一个知识、技术的应用者，而不是知识、技术的创造者。要真正成为知识、技术的创造者，推动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就必须进一步提高我国的临床研究水平。

“我们享受了西方医学数百年来的知识和创造，现在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医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也有责任进一步提高临床研究水平，提高创新能力，向世界医学贡献中国力量。”刘建民教授指出，在开展DIRECT-MT研究的过程中，共成立了独立的八个专业委员会，设立了独立的数据统计师和完全背靠背的研究团队，确保项目稳步推进和有效监督。

为了让研究经得住检验，他们起初就遵循极其严苛的标准：

建立国内第一家神经影像判读标准化核心实验室，构建第一套基于国人习惯的标准化临床随访判读体系；首创“科研合伙人”制度，组成“写作委员会”，共享研究成果；

成立第三方的研究顾问委员会、数据安全与监察委员会，邀请本领域全球最权威的专家同行对项目进行指导和监督，建成国际化网站，及时发布研究动态，数据公开透明可溯源；开展创新疗法的传帮带，免费对41家临床试验中心进行近200多次专项培训，逐步形成一支高水平研究队伍。

在国内41家医院同行的共同努力下，最终高质量、高标准完成了此项研究。国际知名脑血管疾病专家克雷格·安德森(Craig Anderson)教授称赞道：

“这项研究开辟了急性缺血性卒中治疗的新天地，研究质量极高，为未来临床研究的执行设立了新标杆。”

据介绍，长海医院正在开展的研究还有急性缺血性卒中机械取栓后强化血压控制的研究(ENCHANTED-MT)，应用液体栓塞材料治疗非急性硬膜下血肿：一项在中国开展的脑膜中动脉栓塞术随机对照研究(MAGIC-MT)，Tubridge血管重建装置治疗颅内动脉瘤的前瞻性、多中心、上市后临床研究(IMPACT)，随机、开放、肝素对照以评价比伐芦定用于破裂动脉瘤患者弹簧圈栓塞术中抗凝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BUILD)等。

“通过近10年来的努力，长海医院的临床研究能力一下子跨越到了国际的最高水平，已经具备了‘回馈世界’的基本条件。”刘建民教授同时指出。

挑战习惯

与很多医学会议不同，OCIN不仅仅关注技术本身的规范创新，还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院内治疗流程的改造。

其实刚刚工作不久，刘建民教授就发现，即使手术取得了成功，也会有一些病人由于因为发病后来院太晚、救治流程缓慢或后期的管理不善，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1987年，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写了一篇论文，尖锐地提出硬膜外血肿死亡率应该趋于0。文章认为，脑外伤导致的单纯硬膜外血肿并不会影响大脑功能，如果诊断治疗及时理论上不会导致患者死亡，而造成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来院太晚和救治流程不畅。

在之后的岁月里，刘建民教授在不断精进手术技术的同时，还特别关注整个治疗过程中流程的改造。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已经对自己的工作习惯了、麻木了。

“从国外讲学参观回来，我就在急诊室想这件事，每天急诊有这么多卒中的病人，大家对现在的救治流程习以为常，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习惯在做。”刘建民教授意识到，对于卒中等急性脑血管病，按照传统的医院急诊救治模式，在经历了挂号、付款、检查等一系列环节后，最宝贵的时间被大大耽误掉了。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我国致死人数最多的疾病，其死亡率占国人死亡的约1/4。每年约有350万新增中风病人，中风的发病率持续增长，年增长率高达8.7%。中国脑卒中死亡患者占全球卒中死亡的29.4%，之所以该病在中国的致死率、致残率如此之高，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患者不能获得及时有效救治。

“在以往实际工作中我们会发现，如果碰到脑血管病特殊疑难重症患者，往往都会迅速同时请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影像科、急诊科等多学科共同会诊，一起来研究治疗方案，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评估決策，这样救治效率最快、救治质量最高，基于此我就提出，为什么不能把这种模式放到急诊室，让每个卒中病人都能享受到VIP服务？”基于这种理念，刘建民教授提出，要加速建设融合型脑卒中中心。

“我们建卒中中心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个病人都能享受多学科快速联合诊治的VIP式服务，提高救治效率和疗效。”

“卒中患者的每一秒钟都如金子般珍贵。”

这是刘建民教授经常在讲的两句话。

基于这样的理念，在充分借鉴国际先进卒中治疗模式的基础上，从2013年开始，长海医院从全院12个科室中抽调了精兵强将，科学重组，混编了神经内外科、影像科、康复科等60多名医生，成立了完全独立跨学科的“脑血管病中心”，通过打破科室间壁垒，建立了“一站式”的卒中救治平台。并建立了从院前急救到院内救治、住院再到后期康复等全方位立体诊疗模式，开通了急性脑卒中救治的“绿色通道”，成立了多学科完全融合，行政独立的融合型脑卒中中心，并在国内第一个开设了专门的脑卒中急诊窗口，在护士台率先设立了脑卒中急救护士，在急诊配备了多模式CT及DSA，搭建了诊疗一体化卒中救治平台。患者发病后必须要在短短的1个小时内完成从到医院，挂号、就诊、缴费、检查、化验、跟家属沟通病情和启动治疗。脑卒中中心和绿色通道的最大好处，就是将各种围绕卒中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医生从“单打独斗”走向“联合作战”，为病人争取更多的救治时间。

“长海医院在真正启动卒中中心建设以后的第1年DNT中位数时间就显著简短到45分钟左右，同时以后每一年都有逐渐改善。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DNT时间已经稳定在20分钟。卒中中心建设和绿道建设，使每一位卒中患者都像VIP一样，能够得到最高效规范的治疗。”刘建民教授介绍说， “长海模式”也得到了国家卫健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多项创新性举措被纳入国家卒中中心建设标准，并在全国推广。

融合发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的是传授给人既有知识，不如传授给人学习知识的方法。

在刘建民教授看来，真正深刻影响我国脑血管病救治效率的绝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更多地是在人们的意识、理念方面。

在筹划举办第一届东方会时，他就明确地提出，办东方会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脑血管病的诊疗现状。而要改变这个现状，首要的就是要做好科普宣教，提高大众对脑血管病的基本健康知识水平，既要认识到脑血管病的危害、症状，也要了解到家人发生脑血管病时应该怎样去做。其次，就要加强对所有医生进行宣教，让所有的接诊医生都有脑血管病的常识。最后，对于那些和脑血管密切相关的医生，要加快对他们进行理念、知识和技术的更新，办东方会就是要让这些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神经放射科的医生了解全球的最新进展，了解碰到这样的病人我们应该怎么做，而不是按照习惯的做法去治疗。

在对比中国和国际上在疾病治疗方面存在的差异时，刘建民教授发现，中国施行的是一种以专业学科进行分科的体制，如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神经放射科、心脏内科、心脏外科等等，而欧美更倾向于以疾病为中心进行分类，更多地采取“脑血管病中心”“心脏中心”这样的建制。

刘建民教授举例说，在传统的体制下，同样一个脑血管病人来到不同的科室就诊，外科可能就会推荐手术、内科就会建议保守治疗，放射科则可能提出进行介入治疗，但其实对病人而言，最适合的只有一种治疗方式。

“医院是以医院为中心，医生是以医生为中心，这就严重阻碍了病人获得最好的治疗的机会。”刘建民教授指出，只有以病人为中心，进行学科的融合发展，才能让患者得到最适合的治疗。

“十几年前，我们的科训就是‘病人第一，规范创新’，即医生要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所有的事情。而让医生真正能够站在病人角度考虑问题，就必须打破现有的学科壁垒。2003年，长海医院就成立了脑血管病中心，当时的制度模式是成立协作组，但在运行的过程中，刘建民教授发现大部分病人依然不能得到标准化的治疗，各个学科还是按照自己的传统习惯去诊疗。

“这种物理的融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真正融合，就要进行化学融合。”

2008年11月1日，一个全新的以疾病为学科导向分类的临床神经医学中心在上海长海医院成立。临床神经医学中心将原来的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相关科室整合在一起，打破了原先各科室之间的专业壁垒，建立及时、高效的临床诊疗路径，为患者选择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检查和治疗方案。

经过东方会20年的发展，参加东方会的医生也越来越认识到，融合发展已经是大势所趋。一位医生接受采访时感慨地说，“记得在十几二十年前，介入医生和手术医生关于脑血管病诊疗的未来趋势到底是以传统外科手术为主，还是以新兴的介入技术为主，产生了争论。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两个学派的医生现在越来越融合。”

这种学科的融合也充分体现在东方会的内容安排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顾宇翔教授在2020年东方会上接受采访时就表示：“我觉得今年的东方会和往年有所不同，整个会议的内涵和内容有进一步的扩大。往年只有一小部分显微外科的内容，而今年已经充分融合了，有许多显微外科的进展也能让大家第一时间知道。总体来说，本次东方会的内容丰富程度是往届所不能比的，极大地拓展了我们临床医生的视野。”

谈到东方会的未来发展，刘建民教授指出，“这些年尽管我国在医学技术、医院管理、健康宣传、绿道建设、卒中中心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国脑血管病的总体形势仍不容乐观，特别是脑卒中高发病率、高残死率的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拐点也还没有到来。这促使东方会从过去以介入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为核心，逐渐转变为联合卒中相关的多学科，努力改善我国卒中诊疗现状，这为OCIN平台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责任。”